几十年来，全球化进程减少了贫困人口，相信那些对全球化持怀疑态度的人也不会怀疑这一点。

1990年，发展中国家有多达19亿人每天生活费不足1.25美元（以购买力平价计算），但到2008年已降至12.9亿人；同期，贫困发生率从43.1%降至22.4%。

若考虑到收入较高阶层，则预计“到2030年，全球人口中年收入在6000～30000美元的人口比例将达到约50%，而目前这一比例约为29%（20世纪80年代约为24%）”。

在2007/2008年金融危机前的20年中，“经合组织成员国的家庭实际可支配收入平均每年增长1.7%”。

此外，有证据表明，全球化与减贫之间的联系并非偶然，日益提高的一体化和开放程度确实是减少全球贫困人口的原因。单看数字过于简单，相关发展指标及其衡量方法仍是许多发展经济学家关注的问题。

特别是在治理方面，国家之间不平等和一国内部不平等的区别非常重要。与传统学术观点一致的是，由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收入快速增长，全球总体不平等现象似乎正在减少。

尽管收入的绝对差距仍然非常大，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与较发达的经合组织经济体之间的平均收入存在趋同的现象。

不过，几乎在所有国家内部，无论贫富，不平等现象都在加剧。对此，全球化是部分原因，欧元区尚未结束的危机以及全球金融危机则进一步推动了这一趋势。

01

全球化对国家内部收入

有什么影响？

经合组织报告称，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2008年，大多数经合组织国家的收入不平等都在加剧。

有少数几个国家例外，如土耳其和希腊的不平等程度有所下降，而法国、匈牙利和比利时的不平等程度在这段时期则保持稳定。

对于像美国或英国这样的盎格鲁-撒克逊国家来说，不平等上升趋势始于20世纪70年代。

而像“丹麦、德国和瑞典等历史上不平等程度较低的国家，在收入不平等日益加剧的趋势下也不再幸免”，同样在近期显示出上升趋势。

图1：OECD国家的收入不平等

（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2008年）

注：因无捷克和匈牙利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数据，故使用的是20世纪90年代初的数据。

不平等的部分原因可以归结为工资的变化，更具体地说，是高收入阶层薪资水平的加速增长。

除此之外，还存在更多的结构性原因，例如低收入阶层更多、更频繁地减少工作时间，即使工资保持不变，收入差距也会扩大。

由于交通运输和通信的发展，加之不断加大的竞争压力，这样的时间安排确实已经变得越来越普遍，特别是对于那些更容易转移到工资水平低的地区的工作。

这一变化再次显现出全球化与各国收入不平等之间的结构性关系。

近几十年的技术变革也加剧了不平等，尤其是互联网的发展以及物流的自动化与创新。

新的国际分工是将劳动密集型生产转移到工资水平低的经济体。在工资水平较高的经济体中，资本投入到机器上而非工人身上，也加剧了不平等现象。

随着资本回报率的上升，相比缺乏资源禀赋的人，那些拥有资产和收入的人更能从中受益。

正如经合组织所观察到的，“全球化、以技能为导向的技术进步以及体制和监管改革”“深深影响了经合组织国家日益加剧的不平等”。

图1表明，当通信技术创新大大方便了个人和小型企业之时，贸易一体化、研发支出与金融开放度的指标迅速上升。

那些有能力使用新技术的人获得了新机会，而那些技能不足或负担不起必要的培训费用和设备支出的人却被甩在了后面。

用经合组织的话来说，“这些变化给高技能工人带来了更高的报酬，影响了工资收入分配方式”。高技能工人因其技能优势获得了更高的报酬，而低技能工人的回报即使绝对数额并非不变，但相对于其技能水平而言却是停滞不前。

世界银行研究员布兰科·米拉诺维奇证实了这种技能溢价，他报告称，对于低技能工人来说，富裕城市和贫穷城市之间的工资差距更大。经合组织还发现“熟练工人与非熟练工人之间存在工资差距”。

基于可比证据，世界银行的马丁·拉玛得出结论：“如果国际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增加了技能工资溢价，那么全民教育应该是当务之急。”

图2：经济一体化与技术创新

全球化对各国内部不平等的影响各不相同，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一国若融入世界经济，确实会使收入不平等加剧。

以中国为例，根据基尼系数，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收入不平等状况出现了温和但持续的增长趋势。

同一时期，印度的不平等水平较低且稳定（基尼系数指数徘徊在31.0左右），但如果考虑金融危机后的最新数据，印度的不平等水平出现了小幅增长。图3显示了美国、巴西、俄罗斯、印度等国家的内部收入不平等情况。

这些数据很有趣，但从经济学理论的角度来看，技术进步和全球连通对一国内部不平等水平的影响并不直接。

在完全市场中，信息更可得，劳动力、商品和服务的流动性更好，竞争程度更高，使效率得以提升，劳动边际产品（工资）得以增加。即使大家的能力多种多样、表现不一，通过效率提升也可以做大“蛋糕”，并最终通过合适的社会政策来提高居民生活水平。

传统贸易理论则预测，贸易增加可能拉大发达国家的工资差距，而降低发展中国家的不平等水平。但是，这与包括穷国在内的全球不平等现象加剧不一致。

世界银行研究员布兰科·米拉诺维奇和经济学家林恩·斯夸尔的研究表明，创新对那些获利能力有限的人产生了不利的初始影响，这些人技能水平较低，初始投资较少。

然而，针对全球化必定加剧收入不平等的观点，有些人提出质疑。例如，一些研究似乎表明，“增加从发展中国家的进口与发达国家收入不平等程度下降有关”。

这一发现指的是贸易开放的影响，它也证明了管理好一体化有可能减少不平等、改善生活水平，尤其是在金融一体化的不利影响得到遏制的时候。

02

全球化对全球收入

有什么影响？

关于全球化与全球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系，目前的证据似乎是模棱两可的，且对样本选择尤其敏感。

从个体层面来看，即使一国的平均收入水平在各国中不是最低的，其内部的收入差距仍旧很大。

然而，鉴于所比较数据的静态性质，这些数据并不能说明个体不平等的演变，因此也无法说明全球化的因果影响。

而就动态数据来看，布兰科·米拉诺维奇指出：“当今世界呈现出一幅奇特图景，一些地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富裕得多，而其他一些地区的收入水平却与150年前甚至500年前大致相同。”

他还断言：“即使我们将中国和印度这样快速增长的‘新兴经济体’与发达国家进行对比，也可以看出它们与发达国家在2000～2010年的差距大于它们与发达国家在1850年左右的差距。”

因此，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全球范围内的情况似乎与我们所说的各国不平等情况类似：全球化程度越高，世界似乎越不平等。

要知道，近年来一些最贫穷和人口最多的经济体正在快速发展并融入世界，实际上减少了全球不平等，鼓励了经济趋同。

如此一来，全球不平等的长期历史趋势就更值得关注了。

高盛研究员通过分析较高收入阶层的情况，提出了有助于解释“趋同”的证据。他们观察到，全球中产阶级正在“激增”，全球收入分配差距正在“缩小”。

他们确信：“到2030年，世界上约50%人口的年收入将落入6000～30000美元的区间，而目前该比例约为29%（20世纪80年代约为24%）。”即使“非洲在全球贫困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可能继续上升”，但就绝对值而言，其贫困水平会下降。

不同于米拉诺维奇的分析，他们对数据的解读表明，全球收入分配差距总体上趋于缩小（见图7-4）。

图3：全球收入分配

高盛的数据表明，全球化对全球收入分配的影响，主要是由几个发展中经济体平均收入的增加推动的，而非由发达国家的结构性变化推动的。

米拉诺维奇的数据（见图7-3）表明国家间的差异很大，但通过比较各国的平均值，似乎可以得出与分析单个国家或地区时一样的定性特征。

图四：美国与金砖四国的收入分配情况（2005年）

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收入有所提高，少数出现停滞或收缩的低收入经济体是例外，而非常态。

样本国家和地区的人均GDP（按美元现价计，2000-2011）

上图还表明，2000～2010年，低收入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速度快于高收入国家和地区，而中等收入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速度还要更快，从而进一步拉大了收入差距。

尽管存在一些趋同的地方（如2000～2011年北美收入增长了43%，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增长率为180%），但一些国家确实被落在了后面。

随着国家变得更加富裕，其人口增长率通常会放缓，因此富国和穷国在人均GDP上的差距可能比在GDP上的差距更为明显。

近年来，发展中国家的增长速度远远快于富裕经济体，故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收入也在迅速增长。

早期发展经济学的文献中有一个核心预测，即国家趋同。在一定程度上，近年来各国趋同的趋势确实显而易见。

但是，并非所有发展中国家都实现了快速的经济增长。有些国家的经济停滞不前，甚至萎缩。

当将所有国家都考虑在内时，对经济前景的判断就会出现分歧。因此，需要制定具体政策来减少国家之间以及国家内部的不平等现象。

03

哪些因素

加剧了全球不平等？

鉴于创新的边际使用成本逐步降低，如今可以利用新技术改善穷人的生活条件（和收入）。其中，手机或互联网就是很好的例子。

通过连通性的提高、教育和信息的普及，手机和互联网等技术可能有助于缩小收入差距。

大量研究表明，在提高女性收入和改善女性就业前景、改善营养和健康状况以及连通农村、边缘社区等方面，教育和信息传播发挥着关键作用。

全球化可能通过全球竞争与监管改革的相互作用影响收入分配，这是另一个造成不平等的渠道。

例如，就劳动力市场而言，有人认为，更大的灵活性（例如对临时工的就业保护力度较弱）在改善就业水平的同时，会扩大收入差距。

其他突出事例与全球化所带来的竞争压力有关，包括税收竞争（特别是公司税和资本所得税）、环境监管与金融监管。

2012年11月，税收竞争的话题吸引了英国媒体的注意。

它们聚焦于跨国公司缴纳低额税收的问题，如星巴克（在14年的时间内，在英国的销售额为30亿英镑，公司税纳税额为860万英镑，税率低于1%）、亚马逊（在英国的销售额为33亿英镑，不缴纳公司税）、苹果（海外利润为368亿美元，纳税额为7.13亿美元，税率为1.9%），由此也凸显出全球化与国家主权之间的冲突。

次年6月，八国集团（G8）承诺，将通过跨境共享信息，改革税收规则，强制企业向所有税务机关报告利润和纳税情况（涉及所有国家和地区），来“切实”解决避税问题。

一个月后，G20和OECD发布了15项行动计划，旨在确保企业缴纳所有应缴税款（基于销售额和利润额），从而实现“税收与实际经营活动一致”。

看不到未来，上升通道受阻，造成了机会不平等，使人们感到沮丧。当人们感到自己正在遭受损失，而一小撮赢家越来越富裕时”，还将导致“人们不再支持开放贸易和自由市场”。

复杂世界带来的挫败感，以及收入和机会的差距构成了21世纪的主要政治风险。

关于作者：

[1]伊恩·戈尔丁，牛津大学马丁学院院长，牛津大学全球化与发展学教授。曾任南非总统曼德拉的顾问和南非开发银行首席执行官，后又担任世界银行副行长和政策主管。

[2]迈克·马里亚萨桑，比利时鲁汶大学金融学助理教授。

本文经出版方授权“身边的经济学（ID：jjchangshi）”原创首发，整理自机械工业出版社《蝴蝶灾变：如何应对全球化带来的系统性风险》。